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沪演讲作者与译者是一种

文章来源:陆丰文学网  |  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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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莫言在一个灰色地带进行写作,他既要避免直接的、明显的对既定制度和政策做出批评,同时又要揭示社会病态,以及他所说的中国国内态度和行为的退化。他虽然不是孤军奋战,但是他比大多数人做得都更好。

●文学翻译的行为会造成读者在阅读翻译文本中遭遇缺失,但是在对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损失与其说与新的外语表述有关,不如说与作品本身有关。诸如厄普代克来说,这些小说中所传递的 信息 ,是 不好的社会没有提供激励成长的动力 。小说只是历史或记录,一个人并不要期望从小说家那里得到什么。

我最近听到这样的传言 大家一直在谈论的这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其真正的作者是美国人葛浩文;而这个 葛浩文 ,代替了莫言。对此我要断然否认。莫言是位中国小说家,去年12月份他从瑞典国王那里收获了三枚金牌、120万美元,以及握手祝贺;而葛浩文与他的妻子,随同来自其他国家的莫言作品译者 一位法国先生和女士,一位意大利女士,一位瑞典女士,一位挪威女士,以及一位日本先生,在斯德哥尔摩开心地度过了一周,其中部分原因是对将莫言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的奖励。我希望上述内容能够终结这一传言。

我觉得,大多数没有做过翻译的人并不重视译者在文学创作中总体上所起的作用;也不重视他们所读到的具体译著中个体译者所起的作用。他们会说为什么要重视译者的作用呢?译者就应该是无形的。凡是译著中美的地方要归功于作者本人,而不好的地方则要找译者算账。但是,事实有时并非如此。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文学领域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格雷戈里 拉博萨(Gregory Rabassa),曾得到加西亚 马尔克斯本人的赞赏。据说,他认为《百年孤独》的英文版本比他的原著还要好。不知道这一启示会不会让译者感到高兴。在这里,我想起了幽默作家詹姆斯 瑟伯(James Thurber)说过的一句话。当一位法国读者告诉他,他的法文版故事比英文版故事更好读的时候,他回答说: 是的,我往往会在原版里漏掉一些东西。

我为什么选择翻译莫言?

在很多圈子里,人们都在激烈地谈论着我们译者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翻译的,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我得说,尽管翻译不是一种走近带有异域文化背景作品的十全十美的方式,但是它确实是一种方式,而且几乎总是一种能够让作者获得国际声誉的方式。

1989年,我只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一位新转行的、不为人所知的中文教授。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台湾版《红高粱家族》,读过之后立刻感觉到,这本书应该有英文版。199 年,维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红高粱》。

对于那些 后文革时代 的中国作家,在挖掘历史的过程中,不论是远古还是近代,他们心中总有一种重塑历史的使命感,几乎就是在寻求国家的拯救。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过程中,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小说家深入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研究民族性格之 根 。他们所发现的内容经常让人感到不安:残酷变得仪式化,仁和与关怀的一面往往被掩盖在根深蒂固的对他人不信任的假象之下,以及家长制度扼杀一切原创性,等等。在探寻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发现历史记录的神圣性不复存在,因为一系列的记录材料似乎与现实中伤痕累累的这一代人所感知到的内容完全不一致,就如同伏尔泰所观察的那样: 一个内心公正的人,在读历史的时候,总是想彻底地反驳它。

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批作家中最突出的一位就是莫言。他对20世纪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历史、特别是对战争年代历史的再创造,引发了强烈的徒劳无益感。《红高粱》 融合了神话与现实,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英雄行为与平凡活动,引导人们关注过去历史的重建,同时展现了文化的退化。这是一部关于家庭、神话与记忆的小说,也是一部饱含矛盾的作品,作者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关于整个中国的一个比喻,既包括它的美德,也包括它的缺陷。就其内容而言,它非常具有革命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它对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在于从 切入的、但结果却是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角度,重写现代历史 。但是,这部作品对现代主义叙事手法的运用,不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方面也是具有开创性建树的。

有些人说,莫言的小说里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那是因为他经常无法找到比令人不安的场景更好的途径来展现他丰富多彩的富有想象力的语言。《红高粱》仅仅是个开始。在随后的小说中,莫言继续为历史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注入新的活力并加以改写,这也呼应了爱德华 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的衰亡》 一书中所写到的: 历史 只不过是人类恶罪、愚蠢与不幸的记录。

莫言的小说《四十一炮》在21世纪初曾经被忽视,但是去年,这部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其英文书名是《POW!》。该书在美国大受欢迎,并广为评论界所关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喜欢说,除了四条腿的桌子以外,其他任何四条腿的东西他们都会吃。《四十一炮》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酒国》里,莫言所运用的是酒,在《四十一炮》 中,莫言所运用的是肉 其生产过程中的残忍,消费过程中的饕餮,以及其令人烦扰的社会作用。 肉 就像一个多棱镜,通过它可以看到当代中国以及中国内部众多有争议的问题。

最近将要在英语世界出版的另一部莫言的小说是《檀香刑》。这部小说中的暴力,以及莫言所有其他作品中的暴力既代表着20世纪的现实,也是历史进程的一个暗喻。莫言不仅看到中国历史中存在的黑暗与邪恶,同时为过去的中国给现代中国所产生退行性影响感到忧心忡忡。用莫言作品中盲人歌手的话来说,这片土地上过去的英雄好汉,已经变成了 愁眉苦脸的熊包软蛋 。

令人觉得遗憾的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选定莫言的最初着重点并非是他应该获得该奖的真正原因。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公告遭遇到强烈的反对声,有人说选择莫言是一个 灾难 (赫塔 米勒语),本来很有理性的人,诸如林培瑞(Perry Link)等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但是,在之后几周以及几个月后,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是因为他最近的翻译作品得到了很好的评价。那些专栏版中情绪化的和过激的言论,那些长篇累牍的文章,那些不公正的言辞倒是可以提醒我们,有时应该在批判之前先研究一下事实。

莫言在一个灰色地带进行写作,他既要避免直接的、明显的对既定制度和政策做出批评,同时又要揭示社会病态,以及他所说的中国国内态度和行为的退化。他虽然不是孤军奋战,但是他比大多数人做得都更好。他对自己的立场和声明没有表示歉意,他坚持说: 我想说的话都已写进我的作品里。

翻译是一件感性的事

莫言的作品往往让评论者想到西方模式。他们经常会提到的人有加西亚 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拉伯雷,和莫言最喜爱的西方作家威廉 福克纳。人们几乎总是在赞许莫言的艺术,但是很少有将他提到西方标准的意图。直到约翰 厄普代克,才有人做到了这一点。

在《纽约客》一篇典型的、清楚且全面的长篇书评中,厄普代克没有选择评论单独一部作品,而是将莫言的《丰乳肥臀》与他同时代作家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放置到一起,并感叹一个事实: 中国小说创作没有类似维多利亚全盛时期文学为其提供规范 ,莫言的隐喻是 泛滥而亢进的 ,而这两部小说的主角都似乎是 不成熟的弱者 。

现在,作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小说的媒介,每当我所涉及与参与的作家或作品得到外界重视,我总是很高兴的。当角谷美智子在《纽约时报》中写道,《尘埃落定》的作者 阿来已成功创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虚构世界,里面绘制了鲜明的男性和女性人物,成功地神化了一份西方读者所不知晓的西藏的过去,并同时创建了一部全景的、令人感到亲切的历史小说 ;当《纽约客》以四个版的篇幅报道中国的所谓的 坏小子 王朔,在作者看来他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和《千万别把我当人》, 黑暗搞笑,有时又具有暴力性的叙述,用一种无情的坦率描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动荡 。我感觉,不管有没有被提及,我作为译者的努力已得到了充分的回报。通常情况下,我或我所翻译作品的作家(目前已经有20多位作家)真正关注的是,他们应该被单独公正地对待。没有人怀疑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文学翻译的行为会造成读者在阅读翻译文本中遭遇缺失,但是在对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损失与其说与新的外语表述有关,不如说与作品本身有关。诸如厄普代克所说,这些小说中所传递的 信息 ,是 不好的社会没有提供激励成长的动力 。小说只是历史或记录,一个人并不要期望从小说家那里得到什么。

现在,莫言的国际知名度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的作品会在许多场合里出现,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其作品的其他语言翻译者与出版者。那么,作者如何看待这种关系?在最近一次给一所中国大学的观众做演讲的过程中,莫言更详细地谈到了作者和译者的关系: 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 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莫言可以这样说,因为他并不是为译者、或我们这些外国读者写书。但是我怀疑,就算他有这么做的打算,可他并不懂外语、也不知道其他国家读者的品味特点,所以也不会知道该怎么做。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译者为谁而翻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目的是尽量取悦于一位并不了解目标语国家语言的作家,尽力去忠实他的原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者写作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的译者,而是为了他的读者。而我们也是在为读者翻译。通常情况下,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有时也会是个问题,我也透露过,在过去曾有作者对我的翻译不满意。我那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在这里我再表述一下,只要我在翻译词汇、短语或更长的东西上没有犯错,我的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这两者之间有细微差别,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很幸运的是,我与大多数小说家的合作都很愉快,尤其是与莫言的合作,他对我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大力支持、鼎力相助。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的,与其他语言之间也是如此。他会很体贴、和善地给我解释作品中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大多数作者都乐意信任他们的译者,因为他们知道,翻译可以延长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并可以揭示原来文本中所隐藏的东西。

虽然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不安、互惠互利、且脆弱的,但正是这种关系让世界文学成为可能,让我可以不要做 莫言 。

最后,我觉得应该这样对翻译做一个评论:我们不应把翻译看成全球化的或跨文化的工具,而是应该把它看成一种对个人的拯救。当庞德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翻译着古希腊与古中国的文学作品,试图逃避对他支持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分子的叛国罪指控,助理总检察长说,鉴于他所翻译的这些作品,似乎庞德先生已经恢复了理智和应该受到审判。庞德的精神科医生答道: 不是这样的,他仍然完全没有任何产出性 翻译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理智的迹象。

(本报郑周明整理,感谢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王敬慧所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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